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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月一個星期三早上,我一度以為人工智能(AI)會殺了我。我叫了一輛Waymo自動駕駛車,準備前往舊金山Nob Hill的一間黑客屋。離目的地只有幾個街區時,車子突然衝向對面車道,幸好那條線上沒有車輛,車子立刻又猛然回正。
這種危險感當時正好符合我的心情。當時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正在發表演說,批評特朗普總統的經濟政策,尤其是政府反覆無常的關稅措施。就在前一天,白宮聲稱中國商品在加上之前已有的關稅後,總稅率最高可達245%。而AI巨頭Nvidia公布因向中國銷售產品,預計本季度將錄得超過50億美元的損失,導致股價暴跌。全球經濟連日來被各種因素牽動,美國科技業這個依賴海外勞動力和硬件的引擎,看似陷入困境。
但在那間黑客屋,這些動盪似乎暫時被拋諸腦後。這個名為Accelr8的居住空間,實際上是一棟雙拼屋,供早期創業者共同居住。住客來自世界各地──拉脫維亞、印度、日本、意大利、中國──居住在十多間狹小的房間中,房間名稱多以科技人物命名:Ada Lovelace房、Zuck房、GPT-5房。當我進門時,Akshay Iyer正坐在沙發上,他前一天剛推出一款AI初創產品,號稱是「給不懂編程的人用的代碼編輯器」。廚房牆上貼著一張紙條,「洗乾淨你的鍋,不然Sam Altman會來找你」,旁邊是一張OpenAI CEO的照片,他在對話框中說自己吃小孩。
對灣區某些科技人來說,當前最重要的經濟變革是超強AI模型的到來。借助生成式AI,創業者Daniel Morgan說:「我自己可以在四天內建立一家公司,以前要花六個月、十個人。」白宮可以隨意施政,但這場科技革命及背後的風投資金會繼續推進。Morgan說:「無論特朗普怎麼發推,這些公司發佈新模型的速度一點也沒慢。」創業者們不怕關稅,他們怕的是下一個OpenAI模型會毀了他們的點子。
我在灣區與數十位軟件工程師、創業者、企業高管和投資者的對話中聽到這種看法。當然,關稅愚蠢,民主可能受威脅,但真正重要的是人工通用智能(AGI),即能完成大部分電腦可做的人類勞動的軟件。創業者和工程師告訴我,現有AI產品已經能將多年博士生研究縮短為一天,日常編碼工作只需一條指令。這是否誇張無關緊要──Morgan說,帶有「半成品」AI的初創企業仍能籌集巨額資金。風投公司CRV的Amber Yang說:「我們正處於泡沫最瘋狂的階段。」
有人私下談論股市和幾位公開批評特朗普經濟政策的科技大佬。Yang說,她聽說投資者建議初創企業「現在盡量多融資,因為未來幾年充滿不確定性」。但在灣區,大家普遍把關稅和嚴格移民政策視為短暫難關,而非災難。科技內部人士告訴我,AI增長會穿越股市波動、商業崩潰、衰退風險以及民主和法治危機。硅谷的特殊性已經拋離美國其他地區。
沿著灣區高速公路、街角、路燈和公共交通工具,AI主導未來的標語隨處可見。廣告推銷自動化合規、安全、平面設計、客服、IT、面試輔導,甚至定制鞋墊的工具,最重要的是承諾加快開發更強AI產品的AI產品。在Mission區一個AI聚會的啤酒花園裡,我聽一群創業者激烈辯論現有AI是否會產生「超智能」。(他們對AGI的實現毫無疑問。)幾天後,San Francisco Compute Company聯合創始人Evan Conrad說,談到特朗普關稅時,他覺得我眼界太窄,「為什麼你不更擔心其他事情?」
2022年底ChatGPT的推出,掀起AI產品熱潮。創業者和高管承諾這技術將治癒癌症、解決氣候變化、快速推動全球經濟增長。Morgan說:「現在沒有人再創辦非AI公司。」亞馬遜、Alphabet、Meta、微軟等頂級公司合共投入數千億美元打造訓練和運行AI模型的基礎設施。一年前,Yang還在Bloomberg Beta投資,稱AI產業仍處「淘金熱初中期」,她還為Hayes Valley社區起了個綽號「Cerebral Valley」,因為那裡聚集了大量科技初創和黑客屋。她說:「僅稍作自動化,就能創造大量可能。」同一天,我造訪OpenAI辦公室,樓層以人類核心發明命名(如「時鐘」、「火」),會議室名為「AGI」。一年後,淘金熱已成熟,AGI一詞如此普及,舊金山機場的廣告甚至承諾幫助客戶克服「AGI瓶頸」。
第二天,我去了另一間黑客屋──一座紅磚和陶土建築,是Finn Mallery的家和他創立的AI初創Origami Agents的辦公室,該公司開發銷售團隊用的AI工具。進門前,我被要求脫鞋,我們坐在廚房,旁邊放著Costco大包裝的薯仔、一桶Kirkland牌粉紅鹽和兩個水槽,一個乾淨,一個堆滿污鍋。
Mallery去年從斯坦福畢業,說他的計算機科學同學都渴望創業或加入AI初創,至少有八名本科生輟學創業。他說:「創業門檻比我入學時低太多了,因為AI能處理所有行政工作(否則得付帳目師、律師等費用)。」Origami Agents的目標是打造「超智能銷售代理系統,能完成一整隊人類銷售員的工作」。他是多位提及Shopify CEO Tobi Lutke內部備忘錄的創業者之一,該備忘錄要求員工必須使用AI,且「在申請增加人手和資源前,團隊必須證明無法用AI完成任務」。Mallery說,在大型科技公司工作,似乎比自己創業還不穩定。
在這種觀點下,AI發展比傳統經濟驅動力和指標重要得多。Mallery說:「如果OpenAI下一代模型表現差或停滯,那才真正令人擔憂。」創業者和投資者反覆強調:科技創業本來風險高,不指望十年內盈利,籌集的資金正是為了應付困難期或經濟衰退。Conrad坦言科技業「並不太考慮事情會有多糟」,他說:「我們的任務是把天花板抬高,讓社會更富裕、更愉快。你們——媒體、銀行、選舉官員、東岸——的任務是保護底線。」
幾位投資者甚至認為衰退對AI企業可能是機會。Blitzscaling Ventures合夥人Jeremiah Owyang說:「公司不會招人,會推AI。」他承認這不是好故事,但卻是真相。
我在斯坦福Jen-Hsun Huang工程中心外遇見Owyang。這裡以Nvidia CEO名字命名,四月舉辦他主持的第17屆AI活動「Llama Lounge」,吸引數百創業者、工程師、風投和學生,氣氛熱烈,有披薩、產品展示、交流。AI投資者Argonautic Ventures的Chet Kumar說:「80%到90%的應用場景還未出現」,意思是ChatGPT等產品還未真正發揮AI潛力。幾分鐘後,我遇到前Google產品經理、剛創業的James Antisdel,他的公司CXO AGI幫助企業管理作為員工的AI程序。他說:「關稅若讓全球流動更難,智能代理的作用會更重要。找不到人,就用AI。」
我在Palo Alto、舊金山、Menlo Park都聽到類似說法。AI初創創辦人Joanathan McIntosh說:「美國及全球經濟不景氣時,你能讓企業更有效率。」不到兩星期後,語言學習應用Duolingo CEO發出內部信,要求員工使用生成式AI,且「只有當團隊無法自動化更多工作時,才會增加人手」。同日,Anthropic發表研究,79%用戶與其AI編碼介面Claude Code的互動是某種「自動化」,即人類工程師讓AI直接完成任務。製藥巨頭Moderna將人力資源和技術部門合併,判斷哪些工作由人或AI完成更好。若美國陷入衰退,數十萬甚至數百萬人失業,這次可能永遠回不去工作崗位。
Llama Lounge隔天,我到OpenAI新辦公室外,發現一群穿紅衣、印有「STOP AI」字樣的抗議者聚集。當時約有8名示威者和8名警察,之前的示威有人因非法侵入被捕。抗議者憤怒於自動化、版權侵權、對人類尊嚴的冒犯及機器人末日。主辦人Sam Kirchner說:「這公司置人命於危險。」示威者演出一齣戲,Kirchner扮演Sam Altman,其他人扮乞丐,Altman隨機發放寫有「普遍基本收入」的水果。這項固定月付是Altman曾提出的AI導致大規模失業解決方法。除了警察和少數記者,無人觀看或聆聽。
當然,也有不願沉浸於AGI夢想、關注白宮政策的人。在Palo Alto著名的Coupa Café,我與曾在矽谷大型初創和科技公司工作多年的Mike Lanza和Katrina Montinola坐下。兩人對特朗普政府敵視移民和國際合作的態度極為憤怒。身為菲律賓移民的Montinola說:「敢來這裡的人很了不起,這種性格成就了美國偉大。」Lanza更直言:「我有美國例外主義,這是我父親和意大利移民祖父母傳下來的。現在我覺得羞愧。」
在這個充滿科技樂觀的硅谷,不少人說,沒有移民的推動,矽谷不會有今天的成就。在Accelr8黑客屋,天花板上掛滿世界各國的小國旗。Lanza說,美國的全球地位對科技人才、投資者和客戶都至關重要。
同一咖啡店,機械人與AI模擬顧問Mustafa Mohammadi向我解釋特朗普政策如何可能毀掉機械人革命──AI從螢幕走向現實世界的關鍵途徑。他說,最佳機械人硬件、高質量數據和頂尖工程師多來自中國。過去美中合作形成機械人發展的「飛輪」,他比劃著轉圈。如果特朗普繼續走這條路──關稅、移民打壓、種族歧視言論──「你會毀了這個該死的飛輪」。Mohammadi說,最近與許多中國籍AI工程師聚餐,他們對副總統J.D. Vance稱與中國貿易是買「中國農民」的言論非常憤怒。這些工程師對美國日漸失望,如果中國薪酬高,他們「很快會回去」。
即使是最自信的AI創業者,也開始擔心國際研究員和創業者無法或不願再來美國。Mohammadi會面一週多後,OpenAI研究員Kai Chen被拒發美國綠卡。Chen是GPT-4.5模型的重要貢獻者。有人在X平台怒斥美國:「美國在幹什麼?」、「移民讓美國強大」,另一人說「不應拒絕優秀AI研究員入境」。(數小時後,OpenAI發言人稱疑似文書錯誤,Chen暫時在加拿大工作。)
科技業泡沫依然存在。造訪完黑客屋後,我在舊金山市中心百年歷史的Phelan大樓八樓,見到物流平台Flexport的CEO Ryan Petersen。他感受到特朗普關稅影響,說中美貨運訂單減半,約「90天後,美國將面臨大規模短缺」。他介紹我與AI小器材初創Limitless創辦人Dan Siroker通話。Siroker說關稅令生產成本從59美元漲至近190美元,但因有足夠庫存和訂閱收入,Limitless仍能挺過去。若關稅六個月前實施,情況就難多了。
Petersen形容特朗普政策像「斯大林主義國家級經濟中央計劃」。Menlo Park高級科技投資會上,半導體公司OmniVision CTO Boyd Fowler嘆律師日夜應對關稅。傳奇投資人Paul Graham將關稅比作中國大躍進。Petersen說,只要沒改變,這些關稅「壞到不可能長期維持」。這是四月中旬說法,昨天美中宣布90天關稅減免,Petersen在X上預告「準備迎接運輸大爆發」,但雙方未達成長期貿易協議或實質讓步。
我多次聽到一種假設:特朗普的政策可逆且會被逆轉,部分因白宮有「真正聰明的科技人才」,如前Apple、Microsoft員工Rahul Kayala提及的David Sacks和Sriram Krishnan。Lanza也提到Sacks,說「特朗普政府中有腦的人都在忍著不說關稅壞話」。Conrad說,「大家都認為這決定還能改變」。Yang說投資者未改其長期計劃。
即使在暫停前,白宮已宣布部分科技產品關稅豁免,包括蘋果設備和部分汽車關稅。但這些反轉看似不理性,甚至無計劃。創業者和投資者說,不論關稅和經濟怎樣,AI顯然是特朗普優先事項。白宮發表相關聲明,但同時削減了基礎科學研究經費,風險讓國際科技合作受阻,並徵收關稅可能提高美國數據中心建設和運營成本。
這種樂觀情緒無處不在──關稅和移民限制是壞事,但科技業仍能生存甚至繁榮。我想起OpenAI辦公室前的抗議,只有一名反對者。前SpaceX軟件工程師、AI初創創辦人Vikram Subbiah舉著「停止反對AI」紅旗,說自己比抗議者更怕失業。他認為,連最容易被取代的軟件工程師都支持AI,其他人也應如此。Siroker也說,1990和2000年代的貿易政策只是「互聯網這個大吸塵聲的小波動」,而現今的大吸塵聲是AI,連疫情也只是微趨勢。
在硅谷,科技未來成為世界焦點,總統被簡化成網絡上的惡搞對象,不再是地球最強權者。真正的力量,這個大吸塵聲,顯然在加州。信任自動駕駛繼續前行,究竟將帶我們去向何方,沒人能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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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與思考:
這篇報道生動描繪了硅谷及灣區科技圈對當前中美貿易緊張與AI浪潮交織下的複雜心態。從作者親身經歷的黑客屋到與創業者、投資人、工程師的深入訪談,我們看到一個極具矛盾但又充滿活力的生態系統。
首先,AI被視為超越政治與經濟波動的關鍵驅動力。無論關稅如何起伏,AI技術與資本的洪流似乎不可阻擋。這種「科技無敵」的信念反映了矽谷的自信與樂觀,但同時也隱含風險:過於輕視政策和地緣政治的深遠影響,尤其是對人才流動和國際合作的限制。
其次,移民政策的嚴苛和中美關係緊張,正逐步侵蝕矽谷的「全球化」DNA。報道中多次提及工程師和研究者的流失威脅,這是對美國科技領先地位的長期挑戰。技術創新不僅靠資金和市場,更依賴多元文化和跨國人才的交流。特朗普式政策可能在短期內促成某些保護主義利益,但長遠看,恐將削弱美國作為全球科技中心的競爭力。
再次,AI的快速發展帶來的不只是機遇,也有社會結構性的震盪。自動化可能加劇失業,改變勞動市場格局,甚至挑戰現有的社會安全網。報道中提及普遍基本收入等方案,顯示業界對於AI衝擊已有初步認知,但社會整體如何應對,仍是重大課題。
最後,矽谷的樂觀主義與現實政治的衝突,反映了科技與治理的脫節。當科技巨頭和創業者高喊「AI改變一切」,政治決策卻可能因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而阻礙創新,這種矛盾需要更多對話與調和。對香港讀者而言,這也提醒我們,面對全球科技競爭與地緣政治變局,如何保持開放態度和吸引人才,是維持競爭力的關鍵。
總結來說,這篇文章不僅揭示了AI帶來的技術革命,更深刻剖析了科技產業如何在全球政治經濟漩渦中求生存與發展。它提醒我們,技術進步雖強大,但仍離不開政策、社會和國際合作的支撐。未來的科技世界,既充滿希望,也充滿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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