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正摧毀大學與學習本身
學生用AI寫論文,教授用AI批改,學位變得毫無意義,科技公司卻賺得盆滿缽滿。這就是高等教育的終結。
我曾經以為人工智能的炒作只是炒作。當ChatGPT首次亮相時,我持懷疑態度。媒體蜂擁而至,聲稱開啟新時代,一切聽來都似曾相識。我以為它會像過往的科技熱潮一樣快速消退。但我錯了,而且錯得比你想像中更深刻。
恐慌先行。教師會議爆發恐懼:「我們怎樣才可以識別抄襲?」「大學論文是否走到盡頭?」「是否要回到藍皮書和監考考試?」商學院的同事們突然像作弊是新發明一樣驚慌失措。
然後,幾乎一夜之間,恐慌變成了期待。那些預測學術末日的教授,現在變成了「AI準備好」的教育者。校園裏,像「在課堂建立AI技能與知識」和「AI素養基礎」的工作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最初對抄襲的恐慌,最終變成了無奈的接受:「打不贏就加入吧。」
這種180度轉變並非我校獨有。美國最大的公立大學系統——加州州立大學(CSU)擁有23個校區,近50萬學生,宣佈與OpenAI建立1,700萬美元合作,成為全美首個「AI賦能」大學系統,向所有學生和員工免費提供ChatGPT Edu(校園專用版)。新聞稿大談「個人化、面向未來的學習工具」,以及為「AI驅動的經濟」培養學生。
時機諷刺。CSU在提出削減3.75億美元預算之際,卻開展這場盛大的AI合作。管理層一方面剪綵慶祝AI項目,另一方面卻裁員、裁撤學科和學生服務。CSU東灣校區一年內兩次發出大規模裁員通知,波及通識和現代語言系。我的母校索諾馬州立大學也面臨2,400萬美元赤字,計劃刪減23個學科,包括哲學、經濟學和物理學,並削減逾130個教職員,超過四分之一教學人員。
在舊金山州立大學,教務長辦公室正式通知教師工會可能裁員,震驚校園。教職員試圖調和預算削減與校方的AI熱情,諷刺意味濃厚:當工會收到裁員警告的同月,OpenAI教育推廣者竟在圖書館招聘教職員推廣自動化學習。
數字殘酷,對比鮮明:花大錢買OpenAI服務,卻發裁員通知給老講師。CSU不是在投資教育,而是在外包教育,為本已免費使用的聊天機器人支付高昂費用。
教育批判:公共教育被出賣
公共教育賣身已是長期現象。文化理論家亨利·吉魯(Henry Giroux)早已指出公立大學被改造成為私營市場的職業培訓機構。學科必須用「收入」、「成果」、「學習結果」等商業語言自我辯護。CSU與OpenAI的合作是這一趨勢的最新表現。
其他學者也追蹤了同樣的趨勢。希拉·斯勞特和加里·羅茲稱之為「學術資本主義」,把知識變成商品,學生變成消費者。克里斯多福·紐菲爾德在《取消公立大學》中展示私有化如何使公立大學貧困化,變成債務纏身的空殼。班傑明·金斯伯格描述「全面行政化校園」的興起,管理層激增,教職員減少。瑪莎·紐斯鮑姆則警告人文學科被視為可有可無,民主空間消失。綜合起來,是一個不再問「教育為何而存在」只問「教育能賺多少」的大學。
CSU如今寫下這故事新章。面對財政赤字和入學率下降,管理層把AI創新作為救命稻草。CSU校長米爾德里德·加西亞宣布與OpenAI合作,新聞稿滿是企業套話:「高度合作的公私夥伴關係」、「提升學生教育經驗」、「推動加州AI經濟」。這種措辭像是由ChatGPT寫的新聞稿。
同時,舊金山州立大學由於資金不足,停止了女性與性別研究、人類學等批判性研究的研究生課程。但別擔心,大家都有免費ChatGPT Edu帳號!
女性與性別研究系主任瑪莎·肯尼教授(同時是國家科學基金會AI社會正義影響項目首席研究員)親眼目睹矛盾。她與人類學教授瑪莎·林肯合寫《舊金山紀事報》評論,警告新AI計劃可能讓學生受害,削弱批判思維。
「我不是反科技主義者,」肯尼說,「但我們必須提出關鍵問題:AI對教育、勞動和民主造成什麼影響?這正是我們系最擅長探討的。」
諷刺的是,最能研究AI社會倫理的學科卻被砍,校方卻鼓勵全校使用OpenAI產品。
這不是創新,而是制度自吞其肉。
新使命是優化。企業話語滲透行政備忘錄和居高臨下的電郵。以「財政可持續」為名(即削減預算),管理層用效率指標重塑大學,拋棄教育目的。
行政人員的訊息若非冷酷無情,簡直荒謬可笑。舊金山州立大學一名管理層在暑假前電郵教師,警告可能裁員,說「希望避免裁員」、「尚未做決定」。幾週後,她又發電郵說:「希望你享受最後一天交成績,也許還在讀冬假沒讀完的小說……」
真的,失業壓力下還能悠閒讀小說?接著她說:「只要繼續減少開支並維持學生入學,我們不預計裁員。」翻譯就是:犧牲工作量、職業保障和同事,或許還能保住飯碗。沒保證。快去享受小說吧。
科技帝國入侵校園
商學院同事們說ChatGPT只是「工具箱中的工具」,我忍不住想提醒他們,Facebook曾經也是「只是一個朋友聯絡工具」。工具幫助完成任務;技術卻改造思維、工作和人際關係的環境。哲學家彼得·赫肖克說,我們不只是「使用」技術,而是「參與」技術。工具讓我們保有主導權,技術則重新定義選擇條件。筆延伸溝通,社交媒體改寫隱私、友誼、真理。
媒體理論家尼爾·波斯特曼警告「技術帝國」出現,社會把判斷權交給技術命令,效率和創新成為終極價值。當速度和優化取代反思和對話,教育變成物流:自動評分,論文秒生成。知識變成數據,教學變成交付。珍貴的人類能力——好奇心、判斷力、當下感——消失。結果不是增強智能,而是模擬學習:套用模板的思想。
政治理論家蘭登·溫納問過「物件有政治性嗎?」AI系統當然有,內含對智能和有價值勞動的假設。越依賴算法,就越習慣它們的價值觀:自動化、預測、標準化、企業依賴。這些價值逐漸被視為理所當然。
今天教室裏,技術帝國興旺。大學變成認知便利的履行中心。學生不是被教深思,而是教怎樣下提示。教學和學習的勞動被外包——掙扎於觀念、忍受不適與疑惑、尋找自我聲音的慢工細活被取代。批判教育被拋棄,生產力技巧盛行。所謂創新,實際是投降。當大學以「AI技術整合」取代教學使命,不只是風險失去意義,更是機械化無靈魂。真正的智力掙扎變得太昂貴。
醜聞不是無知,而是冷漠。大學管理層清楚發生什麼,卻視而不見。只要入學數字和學費正常,他們對學習危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教職員只能在課堂上收拾残局。
教育的未來已到來——一場昔日價值的清倉大甩賣。
作弊與AI技術的惡性循環
AI來之前,我常跟同事開玩笑說:「真希望有個AI能幫我們批改抄襲的論文。」學生總有作弊方法,抄在手心、用Chegg找答案、請代寫,但ChatGPT帶來另一層次。學生獲得一個永不疲倦、不收費、永不拒絕的寫作助手。
大學急忙用Turnitin等AI檢測軟件反擊,儘管這些工具誤判率高,且對非英語母語和黑人學生有偏見。這是以機器打機器的荒謬循環:大學與AI公司合作,學生用AI作弊,學校又花錢買更多AI軟件抓作弊。這是監控資本主義與制度失職的結合,學生陷入他們從未要求參與的軍備競賽。
這循環變得更黑暗。2025年10月,Perplexity AI在Facebook投放廣告,邀請青少年炫耀用App作弊——這不是諷刺,是真實的市場策略。CEO似乎都不知道市場部在美化作弊。更荒謬的是,我們商學院一教授竟電郵推廣免費一年Perplexity Pro帳號,實際是提供更有效的作弊工具。
這是教育自噬的極致象徵:大學一邊消耗自身價值,一邊歡樂推銷毀滅工具。
再看哥倫比亞大學新生李中仁(Roy Lee),他幾乎每份作業都用OpenAI作弊,坦言「我80%論文是AI寫的」。他申請常春藤學校的目的竟是找老婆和創業夥伴。可笑之餘,卻暴露現實。保守派經濟學家泰勒·考恩甚至認為現代大學的價值已淪為交友、離家、派對和看球賽的地方,知識使命早已死去。
李的第一個創業是幫人作弊亞馬遜面試的AI軟件。他拍片爆紅,結果被校方停學,指控他宣傳作弊工具。諷刺的是,哥大同時宣佈與OpenAI合作,用的正是他作弊的AI背後公司。
李和搭檔堅稱軟件無違規,「我在哥大一堂課都沒學到東西,我朋友們大多也是。」停學後,他們募得530萬美元種子基金,搬去舊金山創業,目標是「幫你更聰明地作弊」。口號是「讓你永遠不用孤單思考」。
李用的辯詞是硅谷老套:「計算器、Google搜尋曾被指作弊。」但這比喻站不住腳。計算器擴展推理,印刷機傳播知識;ChatGPT是認知自動化,將思考變成服務。它不是民主化學習,而是讓思考私有化,掌控於企業。
當一個因作弊被開除的21歲大學輟學生成為技術必然性的代言人,我們不應恐慌,而要有道德清醒:誰在受益?作弊已非邊緣文化,而是品牌和風投意識形態。在Chatversity,作弊不再是偏差行為,而是默認。學生公開交換令ChatGPT「表現愚笨」的破解提示,甚至故意打錯字,訓練模型模仿他們的平庸文章以「人性化」輸出。
這不只是欺騙,而是教育意義的崩解。學生並非無理性,他們承受巨大壓力為獎學金、助學金和簽證維持GPA。教育成為交易,作弊成為求生策略。
部分學校乾脆放棄。俄亥俄州立大學宣佈使用AI不再算學術不端。校長貝拉姆孔達說,「未來所有使用AI的案例都不會成為學術誠信問題。」校友克里斯汀·柯林斯問:「為何學生要付全額學費,背負沉重債務,卻可能根本沒被人教?」
諷刺不止於此。《紐約時報》報導,一位商學教授暗中用ChatGPT做授課幻燈片,儘管課綱禁止學生使用。學生發現幻燈片中殘留的提示語和錯誤圖像,憤而要求退還8,000美元學費。教授承認用AI「讓幻燈片看起來新潮」,但事後後悔沒仔細檢查。
這種假裝並非個案,而是制度。曾恐慌AI抄襲的教師,現在被大學授權擁抱AI工具。隨著班級規模和教學負擔增加,誘惑明顯:讓ChatGPT寫課程、論文,批改作業,設計教綱。
這種假裝讓人想起蘇聯老笑話:「他們假裝付錢,我們假裝工作。」在Chatversity,角色一樣虛假冷酷。教職員:「他們假裝支持,我們假裝教學。」學生:「他們假裝教育,我們假裝學習。」
從「廢工」到「廢學位」
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談過「廢工」——毫無意義卻因制度慣性存在的工作。大學如今風險創造學術的雙胞胎:廢學位。AI專業化了無意義活動的藝術,加劇教育公共使命與空洞程序的落差。格雷伯說,這種系統帶來「深刻心理暴力」,勞動認知無意義的痛苦。
大學陷入死循環:學生做著明知空洞的動作,教師批改疑似非學生寫的作業,管理層慶祝實際是學習損失的「效率提升」。與企業「廢工」不同,學生還得付錢參與這場荒謬戲碼。
如果ChatGPT能生成論文、完成作業、提供反饋,教育交易還剩什麼?我們正走向這樣的體系:
– 學生付學費換取未經學習取得的證書
– 教師批改明知非學生作品
– 管理層吹噓實際是學習倒退的「效率提升」
– 雇主獲得毫無實際能力保證的畢業生
我在舊金山州立大學參加了「OpenAI日:課堂中的AI」研討會,地點在大學圖書館,OpenAI把學習聖地變成企業展廳。氛圍半是產品演示,半是企業動員,偽裝成職業發展。
OpenAI員工Siya Raj Purohit熱情洋溢,展示如何用ChatGPT重新設計課程、設計學生提示、評估AI提升效果、注意學術誠信風險。訊息明確:讓ChatGPT設計課程、評估學生、指導學生使用,讓AI解決人類教育問題。這像是交給你一張自動化教綱的填字遊戲。
最荒謬的是,Siya說她和ChatGPT「成為朋友」,AI會記得先前對話,幫助她成為更好的知識工作者。一位教授打斷:「抱歉……這只是工具吧?你說工具會成為朋友?」
Siya迴避:「這只是個故事,幫助教師理解。」教授追問:「我們鼓勵學生跟它建立關係?我想確認。」Siya引用調查說很多學生已視AI為教練、導師、職業導航者,關係由學生決定。
歡迎來到寄生式機器情感世界——由教學卓越中心贊助。荒謬卻真實,學校不是抵制廢教育,而是在接納它。優質教育激發好奇與批判思維;「廢教育」訓練人們容忍無意義,接受思考自動化,重視證書勝過能力。
管理層似乎不明白:侵蝕高等教育核心不會不被察覺。如果ChatGPT能寫論文、考試、輔導,那大學賣的是什麼?為何要花數萬學費享受越來越自動化的體驗?為何教授要教,卻淪為提示工程師?為何還要大學?
學生和家長已察覺腐敗。入學和留校率下降,尤其是公立系統。學生理性判斷,為何要負債修讀可能過時的學位?
CSU哲學教授特洛伊·喬利莫爾說,未來將有大量畢業生「基本文盲」。他苦笑說,和同事談論時,大家關心的都是「何時退休?何時離開?」這是大家的共同心聲。
多年磨練的教授看著自己一生心血淪為提示機器,難怪大家都在計算退休金。
讓他們吃AI
我參加OpenAI教育研討會「AI時代的寫作」,主持人正是之前在SFSU校園見過的Siya Raj Purohit。她開場讚揚教師「以同理心和好奇心迎接時代」,介紹前耶魯英語教授、現OpenAI作家社區負責人Jay Dixit。
Dixit個人網站列滿ChatGPT戰績,充滿企業自誇風格。演講混合TED Talk魅力、科技神學和道德教化。
諷刺的是,耶魯這種每年學費8萬美元的精英教育產物,竟來公立大學講授如何讓工薪階層學生擁抱ChatGPT。SFSU六成學生是第一代大學生,很多兼職或移民家庭,教育是家族上升唯一機會。他們承擔不起學業風險。
Dixit傳達純硅谷福音:個人責任包裹企業套話。教授不該約束學生用ChatGPT,而是鼓勵他們建立「個人AI倫理」,喚起高尚良知。換言之,將責任推給學生。「別外包思考!」Dixit喊著,卻同時推銷聊天機器人。
這種厚顏無恥令人咋舌。告訴一個18歲、學業成績決定助學金和簽證的學生,要「建立個人AI倫理」,同時你賺取破壞他們學習的技術利潤。這是新自由主義柔道:把制度規範崩壞說成品格塑造機會。就像毒販講個人責任,邊發放免費樣品。
反對者遭遇的回應也老套:指責「道德恐慌」,說這是必然進步,援引蘇格拉底對文字的焦慮說明AI恐懼只是懷舊。科技名人如Reid Hoffman主張「迭代部署」,強調變革速度需與時俱進,將謹慎說成「問題主義」,稱懷疑者為「悲觀派」,認為減慢AI步伐只會阻礙利益。
但比喻錯誤。早期技術是世代累積擴展人類行動力,現代AI卻要在平台速度取代認知,公眾被迫「實時」參與實驗。Hoffman坦承民主參與會拖慢創新,暗示更威權的國家會跑得更快。這不是道德恐慌的解藥,而是逃避同意的藉口。
Dixit展示耶魯自由教育手冊,保證ChatGPT是「創意夥伴」、「思想碰撞者」、「編輯助手」。AI寫作不該恐懼,是重生。重點是學生適應能力:「未來不確定,我們要培養學生靈活、敏捷、隨時準備好。」聽來像商學院會議的企業語言。
整場活動是精妙的精神操控。OpenAI造出作弊工具,接著開研討會賣道德重建方案。這是硅谷生態:顛覆、恐慌、利潤。
問答環節,我提出學生壓力的實際問題:
「當AI輕易生成論文,學生的助學金、獎學金和簽證都依賴GPA,我們怎能期望他們不使用AI?在高度競爭的勞動市場,教育成為高風險篩選過程,我們怎能激勵學生誠實學習?」
問題未被讀出,Siya跳過,偏好軟性鼓勵和公司話術。承諾對話,卻是教條。
工薪階層學生看穿騙局
Dixit的企業說教忽略了學生自發的抵抗。新聞聚焦普遍作弊,但教室裏願意聆聽學生的教授看到另一種故事。
SFSU女性與性別研究前主任肯尼教授說,CSU-OpenAI合作公布後,她科幻課學生「合理懷疑AI會剝奪他們付錢獲得的教育」,大多數學期末未曾用過ChatGPT Edu。
人類學教授林肯也見證同樣懷疑。「我們學生有社會責任感,想回饋社會。他們付了大筆錢。」她公開談AI合作後,「很多加州州立學生甚至非本校的問我:『怎樣抵抗?誰在組織?』」
這不是名校特權階層學生找捷徑,而是第一代大學生和歷史被邊緣化群體,清楚認識管理層和科技推銷者不懂的事:他們為廉價產品付高價。
肯尼說:「ChatGPT不是教育技術,沒有針對教育設計或優化。」CSU推出合作沒說明怎用,買軟件通常是為特定功能,但ChatGPT沒有。
林肯更直接:「沒有教學理論支撐。這不是為學生成功。OpenAI想把它變成高等教育基礎設施,因為我們是市場。若把AI視為正確答案來源,就是剝奪教學過程,賣了學生的未來。」
政治學講師兼教職工工會AI集體談判委員會成員Ali Kashani也憂心:「CSU沒有做足研究就放AI給師生用。第一代和弱勢學生將承受AI負面影響……學生成了AI實驗品。」這句「實驗品」呼應肯尼和林肯在《舊金山紀事報》的警告:「高等教育引入AI是無監管實驗,為什麼學生成為實驗品?」
Kashani等關心的不是教育者支持與否,而是誰掌控AI、為何目的。AI非民主化學習,而是自動化。
抵抗組織正在壯大。加州教職員協會(CFA)對CSU提不公平勞動實踐控告,指責未諮詢教職員即推AI計劃,違反知識產權。CFA公平會議邀請《壓迫算法》作者Safiya Noble呼籲要求透明,追查數據儲存、勞動剝削和環境破壞。
抵抗已超出加州。荷蘭大學教職員發公開信,呼籲學術界暫停AI應用,警告AI「削弱批判思維」,學生淪為機器操作員。
SFSU學生抵抗與作弊流行不同在於政治動機。肯尼說:「很少有人為功利目的修女性與性別研究。他們想成為批判思考者和政治參與公民。」這些學生明白校方和科技推銷者不懂的:他們不是買自動化,而是買導師、對話和無法外包的智識關係。
Chatversity正常化作弊,將教育破壞美化為「AI素養」,同時壓制批判聲音——工薪階層學生、批判學者、組織教職員。
但抵抗真實存在,提出校方拒答的問題。林肯明白無比:「我們為何要買一個免費作弊產品的授權?」
新AI殖民主義
那場研討會是更大問題的縮影。OpenAI原承諾開放,現過濾不適言論,推企業宣傳。
調查記者凱倫·郝親身體驗此事。她批評OpenAI後被封殺多年。在《AI帝國》一書中,她揭露CEO山姆·奧特曼如何用慈善語言掩蓋壟斷野心,打造從硅谷到白宮的資本與政府帝國。OpenAI公開推「使AI符合人類價值」,卻強迫員工簽終身不貶損協議,違約即失去數百萬股權。
郝將此帝國比作19世紀棉花廠:技術先進、經濟主導、隱藏勞動。當年棉花為王,今日ChatGPT稱霸。時代雜誌揭露OpenAI將內容審核外包給肯亞公司,工人時薪不足兩美元,處理暴力、仇恨、性剝削內容,許多人心理受創。OpenAI將苦難外包給全球南方工人,然後包裝成「安全AI」。
同樣邏輯延伸到環境。訓練大型語言模型耗電量達數百萬千瓦時,用水量達數十萬加侖,相當於小城市,且多設於乾旱地區。成本被隱藏、外包及忽視。這就是OpenAI的福音:承諾烏托邦,損害外包。
CSU長期自稱「人民的大學」,如今加入全球供應鏈。其1,700萬美元與OpenAI合作,未諮詢教職員,將師生當作測試員,為一個懲罰異見、榨取數據、掌控地緣政治和能源的公司服務。這是企業化終極階段:公共教育變成私營資本的交付系統。CSU與OpenAI合作是帝國歷史新章,公共資產被征服、重新包裝、作為進步出售。
一線教授感受矛盾。SFSU英語教授兼教學卓越中心主任珍妮弗·特雷諾得知合作消息時感到荒謬:「正當預算削減、裁員和課程合併之際宣布這項合作。」她稱之為「誘餌與交換」——把AI當作學生成功策略,卻削弱支持批判思維的學科。CSU本可資助教師創造的教育工具,卻選擇付錢給已免費提供產品的硅谷公司。正如《高等教育紀事》作者馬克·沃特金斯所說,這是「恐慌採購」——買所謂「控制假象」。
更令人深思的是,CSU未諮詢真正有AI專業知識的教職員。理想情況下,應支持「自下而上、由教職員主導的計劃」,卻選擇企業平台。AI成為奧威爾式的封閉治理和私有利潤代名詞。特雷諾後來投身於與教職員合作,探討OpenAI對教育的問題。
CSU合作顯示公立大學已遠離民主使命。所謂創新,實為依賴,教育淪為跨國科技帝國的特許經營。
真正的賭注
前面揭露公共教育的經濟與制度殖民,以下是其認知與道德代價。
麻省理工學院一項名為《你用ChatGPT時的大腦:AI輔助寫作引發的認知負債累積》的研究令人警醒。受試者用ChatGPT起草文章時,與記憶、語言、批判推理相關的腦區神經連結下降47%。他們大腦工作減少,卻感覺同樣投入——一種認知錯覺。重度AI用戶中83%無法回憶文章要點,非AI用戶僅10%。外部評審稱AI輔助寫作「無靈魂、空洞、缺乏個性」。更驚人是,四個月依賴ChatGPT後停止使用,寫作能力比未用者更差。
研究警告,委託AI寫作改變學習方式。電腦科學家約瑟夫·韋岑鮑姆數十年前警告,真正危險在於人類適應機器邏輯。學生不只是學得更少,腦袋學會了不學習。
作家兼播客主持卡爾·紐波特稱這為「認知負債」——為短期便利抵押未來認知能力。嘉賓布拉德·斯圖爾伯格比喻用叉車去健身:耗時一樣但肌肉萎縮。思考如肌肉,通過阻力發展;越多思考外包給機器,我們越失去思考能力。
這種退化已見諸課堂。學生熟練提示,但不敢表達自己想法。文章光鮮卻呆板,拼湊合成語法與借用思想。反思語言「我想知道、我掙扎、我明白」消失,取而代之是自動化的流暢、效率、空洞。
真正悲劇不是學生用ChatGPT做作業,而是大學教導所有人——學生、教師、管理層——停止思考。我們外包判斷力。學生熟練提示,卻判斷力貧乏;教師教書,卻無自由教育;大學急於顯示創新,拆解其價值根基。我們走向教育破產:學位無學習,教學無理解,機構無使命。
公共教育的靈魂岌岌可危。當最大公立大學系統授權一家封殺記者、剝削全球南方數據工人、掌控地緣政治和能源、並自封人類命運守護者的公司ChatGPT,等於背叛了根植民主與社會正義的「人民大學」使命。
OpenAI不是夥伴,是帝國,披著倫理外衣,附帶服務條款。大學沒有抵抗,只是點了「接受」。
我從兩個角度見證這一切:身為教授親歷,和作為第一代大學生曾視大學為聖地的自己。1980年代我在索諾馬州立大學讀書,當時CSU不收學費,只收670美元註冊費。經濟衰退,我窮得幾乎沒感覺。若缺錢,賣唱片。讀大學不是為了找工作,而是探索、挑戰、尋找人生意義。花了六年才畢業心理學,這六年是人生最有意義的探索。
這種開放、平價、追求意義的教育曾在公立大學蓬勃發展。如今幾近滅絕。它不「規模化」,不符合戰略計劃,也不符計算邏輯——這正是Chatversity想要消除的。
但也有另一個真相:事情可以不同,曾經如此。
韋岑鮑姆的警告
早在ChatGPT之前、學生開始用AI作弊之前,MIT計算機科學家約瑟夫·韋岑鮑姆在60年代創造了世界上首個聊天機器人ELIZA,一個模仿羅傑式心理治療師的文字遊戲。它本是諷刺,示範人類如何輕易將智能投射到機器上。韋岑鮑姆震驚於使用者對ELIZA產生情感依賴,把重複語言誤認為同理心。他此後警告:看似理解的機器會誘使我們放棄判斷。
我在80年代研究生時期遇過ELIZA,讀過韋岑鮑姆的《計算機力量與人類理性》。他倫理清晰:機器即使智能多高,也永遠是異質的智能,不應被託付需要人類道德敏感的決策。
這是1976年的話。如今大學領導顯然未曾聽過。
加州州立大學系統擁抱OpenAI及其「AI賦能教育」承諾,不是引領未來,而是故意忘記過去,在批判反思的廢墟上建造創新大廈。正值高等教育培養人類理性、非模擬理性使命空前重要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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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與啟示
這篇文章深刻揭示了AI技術在高等教育中帶來的雙重危機:一方面,AI工具如ChatGPT成為學生作弊的利器,削弱了學習的真實性和深度;另一方面,教育機構在面對財政壓力和科技潮流時,選擇與AI巨頭合作,甚至鼓勵使用這些工具,導致教育目的的喪失和制度本身的自我侵蝕。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Chatversity」現象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政治、經濟和文化問題的交織。當大學淪為企業資本的附庸,教育淪為商品,學生和教職員淪為被剝削的角色,知識的批判性和公共使命被嚴重削弱。文章也點出,最能批判AI社會影響的學科卻被砍,反映出資本主義對教育的扭曲。
另一方面,學生群體並非完全被動接受。他們中許多來自工薪家庭、歷史被邊緣化的群體,對AI技術的教育價值持懷疑態度,並在尋求抵抗和組織,這是希望的火花。
從更宏觀角度看,AI的普及帶來的不僅是技術便利,更挑戰了人類思考、學習和判斷的根基。教育的真正價值不只是知識傳遞,而是培養批判思維、倫理判斷和公民責任。倘若這些被AI自動化取代,教育便失去了靈魂。
未來的路在於重新界定教育與技術的關係:技術應該是輔助而非主宰,教育應重拾其批判性與民主使命。拒絕成為科技巨頭的附庸,推動由教師和學生主導的教學創新,才是抵禦AI殖民主義的關鍵。
最後,韋岑鮑姆的警告依然警醒我們:機器模擬理解不等同於真正的理性判斷。大學作為培養人類理性的場所,必須謹慎對待AI的引入,避免淪為冷冰冰的技術驅動機器,而是守護人文精神和批判思維的最後堡壘。
以上文章由特價GPT API KEY所翻譯及撰寫。而圖片則由FLUX根據內容自動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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