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 CEO黃仁勳警告：美國出口禁令反而壯大中國AI企業
Nvidia創辦人、總裁兼CEO黃仁勳近日表示，美國對Nvidia H20 GPU產品線實施的新出口限制，無意間為中國競爭對手提供了助力，同時限制了美國在全球AI領域的影響力。
黃仁勳指出，全球一半的AI研究人員都在中國，切斷美國對中國市場的技術供應，將會削弱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他批評美國政策的基本假設，認為中國的創新能力不會因為失去美國技術而受到影響。黃強調，中國作為商業市場和AI創新樞紐的潛力巨大，失去這個市場是美國的重大損失。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AI市場之一，也是通往全球成功的跳板。」黃仁勳在週三向投資者表示，「全球一半的AI研究人員都在中國，誰能贏得中國市場，誰就有機會領導全球。現時，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市場，對美國企業來說幾乎已經關閉。」
截至2025年4月27日的季度，Nvidia銷售額飆升至440.6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260.4億美元增長69.2%。公司淨利潤亦升至187.8億美元（每股攤薄後0.76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48.8億美元（每股0.60美元）增長26.2%。Nvidia股價在盤後交易中上升6.59美元（4.89%），達到每股141.40美元，是自1月24日以來的最高位。
美國新出口管制如何推動中國AI產業崛起
黃仁勳指出，美國的出口管制政策，實際上是將中國芯片製造商從美國競爭中「保護」出來，反而壯大了中國企業的全球競爭力，削弱了美國在AI、6G及量子計算等基礎設施領域的領導地位。這些政策令中國這個龐大市場與美國技術隔絕，實際上弊多於利，還會將全球人才推向美國的對手。
「美國的政策假設中國造不出AI芯片，這個假設一直值得質疑，而現在證明是錯的。中國具備龐大的製造能力。最終，誰能贏得AI開發者，誰就能贏得AI。」黃仁勳說，「出口管制應該強化美國的平台，而不是將全球一半的AI人才推向對手。」
由於出口限制，Nvidia已無法向中國數據中心出售或改裝大量先進AI硬件，導致公司需要進行巨額庫存撇帳。雖然Nvidia在第一季度仍錄得46億美元的H20銷售收入，但因4月9日出口新規突然實施，未能完成額外25億美元的訂單，本季度更會損失80億美元的H20銷售額。
「H20出口禁令結束了我們在中國的Hopper數據中心業務。我們無法再削減Hopper的性能來符合規定，因此只能對無法出售或改裝的庫存做出數十億美元的撇帳。我們正尋找有限的競爭方式，但Hopper已經不再是選項。中國的AI發展，不論有無美國芯片，依然繼續前進。」
黃仁勳認為，若像DeepSeek這類模型在美國平台上訓練和部署，有助於鞏固美國在基礎設施層面的影響力。為了保持競爭力，美國公司必須優先與全球頂尖開發者合作，包括中國人才。若政策過於限制，將中國開發者排除在外，只會促使他們投向其他生態圈。
「當熱門模型在美國平台上訓練和優化，會帶動使用、反饋和持續改進。美國的平台必須成為開源AI的首選，這意味著要支持與全球頂尖開發者合作，包括中國。當DeepSeek、Qwen這些模型在美國基礎設施上運行得最好，美國就能贏。」
黃仁勳：特朗普在部分AI政策上做得對
另一方面，黃仁勳支持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撤銷拜登時期的AI擴散政策，轉而積極推動全球採用美國製AI技術。他認為，美國技術應該成為各國建立主權AI平台的核心，推動互通性而非保護主義，對美國全球影響力至關重要。
「世界各國開始意識到AI不單是一項令人好奇和重要的技術，更是產業、初創和社會的基礎設施。」黃仁勳說，「就像以往要建設電力和互聯網基礎設施，現在也要建立AI基礎設施。這種覺醒帶來巨大機遇。」
他亦表示非常認同特朗普的製造業政策，強調Nvidia致力將先進芯片和超級電腦生產「回流」美國。Nvidia的目標，是建立一條自給自足的垂直整合生產線，實現從芯片到超級電腦全部在美國境內一年內完成。
「為了鼓勵和支持這些投資，我們作出了大量長期採購承諾，深度投資美國AI製造業未來。我們的目標是：從芯片到超級電腦，一年內全在美國完成。從未有企業在這種規模下生產超級電腦，我們的合作夥伴正做得非常出色。」
編輯評論：出口管制背後的地緣政治與AI競賽
Nvidia CEO黃仁勳的發言，絕不僅僅是企業利益的反映，更揭示了當前全球AI競賽的地緣政治現實。美國為了限制中國AI發展，祭出出口禁令，表面上是「卡脖子」，但實際上卻可能成為中國本土AI產業自給自足、加速創新的催化劑。
中國在AI領域的科研實力和人才儲備不容小覷。出口限制雖然短期內會令中國企業面對技術斷供的壓力，但同時也倒逼中國加快芯片、軟件和系統的自主研發。這種「被迫創新」的動力，過去在中國互聯網、5G等領域已屢見不鮮。
黃仁勳強調開放合作的重要性，這其實是美國保持科技領先的關鍵。AI的本質是生態競爭，誰能吸引最多開發者、數據和用戶，誰就能主導未來。若美國自我隔絕，反而可能令中國和其他國家形成「去美化」的AI生態，削弱美國的全球影響力。
另一方面，Nvidia的「美國製造」戰略，既是回應美國政策，也是企業對供應鏈安全和地緣風險的主動調整。隨著AI超級算力成為國家戰略資源，「芯片製造回流」或許會成為新一輪全球產業重組的趨勢。
香港和亞洲的AI企業及創科人才，應該如何自處？一方面要密切關注全球AI產業鏈的重塑，爭取在開放合作與自主創新之間找到平衡點；另一方面，亦可利用自身地理、語言和文化優勢，成為中外AI技術交流的橋樑。未來AI的競爭，絕不止於技術，更是生態、產業與國際關係的綜合博弈。
這場出口管制與AI競賽，值得我們持續關注，因為它不僅影響企業的盈虧，更關乎全球創新格局與技術話語權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