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藥品關稅或推高品牌藥價，但短期內成本或由製藥商吸收
根據路透社報道，美國對藥品徵收關稅，長遠來看可能會令品牌藥價格上升，但短期內這些成本很可能由製藥商承擔，而非患者，因為患者的藥費通常由健康保險定價。
美國健康保險公司作為製藥商與患者之間的緩衝，負責支付大部分處方藥費用。患者需支付的共付額和共保額，是基於保險公司與製藥商協議的價格決定。
耶魯大學藥價專家Melissa Barber指出：「專利藥的價格通常已經定在市場能接受的水平，製藥商不太可能大幅提高這些藥物的價格。」
週一，特朗普政府在一份監管文件中表示，已對藥品開展國家安全調查，旨在說明美國為何需要關稅以促進國內製造業。關稅的稅率和實施時間仍未明朗，但業界正遊說分階段徵收關稅。
這次關稅影響或相當龐大。聯合國貿易數據顯示，去年美國進口藥品總額近2130億美元，幾乎是2014年730億美元的三倍。
而股權研究機構Bernstein Societe Generale估計，美國關稅或令製藥業增加460億美元成本，對比主要企業7000億美元的年收入。關稅威脅已促使製藥商加快向美國出貨並囤積庫存，分析師認為這有助於保護2025年的財務展望，並減輕立即調價的壓力。
關稅壓力或最終轉嫁予患者及納稅人，仿製藥風險更大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法學教授Robin Feldman表示，部分關稅成本可能最終轉嫁給患者和資助政府醫療計劃的納稅人，但真正風險在於利潤較低的仿製藥。根據美國可負擔藥品協會，仿製藥佔美國處方藥超過90%，但只佔17%的支出，這些藥物多數在印度和中國生產。
該貿易組織指出，成員因利潤率極低，無法提高藥價。ING分析師Diederik Stadig估計，若對印度徵收25%關稅，印度生產的仿製藥價格將上漲約17.5%。
關稅對研發的影響
諮詢公司ZS生物製藥部門負責人Bill Coyle表示，製藥商會嘗試轉嫁關稅成本，但因許多藥物市場競爭激烈，實際下游影響可能是企業削減開支。
Eli Lilly執行長Dave Ricks在BBC訪問中說，公司藥品價格受商業及政府協議約束，「關稅成本只能自己承擔」，這類額外成本「通常」會導致裁員或削減研發活動。
包括Lilly、諾華和強生在內的製藥商，已承諾擴大美國製造基地，但承認新項目需要多年才能完成。
過去幾十年，製藥企業將生產能力外移至美國以外地區，包括愛爾蘭等歐盟國家，部分原因是低稅率優惠，尤其是對Lilly的減肥注射劑Zepbound和默克的癌症免疫療法Keytruda等暢銷藥。
同時，製藥商越來越依賴美國市場。2022年，全球處方藥收入中約一半來自美國，但銷量只佔13%，根據Iqvia人體數據科學研究所數據。
2022年RAND的一項研究發現，美國健康計劃支付的品牌藥價格是其他國家的3倍以上，即使已扣除估計折扣。路透社審查發現，醫療保險計劃最近談判的10種最昂貴藥物價格，仍是其他高收入國家藥商協議價的兩倍甚至五倍。
消息人士表示，關稅可能是政府縮小美國藥價與海外差距的更大政策的一部分。
南加州大學藥品與健康經濟學教授William Padula認為：「關稅的威脅或促使製藥商和支付方更快坐下討論價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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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與啟示
美國對藥品徵收關稅的政策，表面上是為了加強國內製造，降低對外依賴，但實際影響複雜。短期內，品牌藥價格或因市場定價機制而保持穩定，成本由製藥商自行吸收，這或許會對企業利潤和研發投入造成壓力，進而影響創新藥物的開發速度。
更令人關注的是仿製藥市場。由於利潤率低，仿製藥製造商難以承擔關稅成本，這可能導致價格上漲，對依賴低價仿製藥的患者造成負擔，尤其是低收入群體。此外，關稅可能推高政府醫療計劃的支出，增加納稅人負擔。
製藥產業外移至低稅率國家的現象，反映全球化與稅務政策對產業布局的深遠影響。美國若要真正實現藥品價格合理化和產業回流，除了關稅外，需配合更全面的產業政策和價格監管機制。
最後，這場關稅風波凸顯美國醫療體系的結構性問題——藥價高企、保險機制複雜及對外依賴嚴重。關稅或許是短期內的政策工具，但只有從根本上改革藥品定價和市場競爭機制，才能真正惠及患者和社會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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