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意匱乏或引發「意識寒冬」危機？

為何21世紀或將迎來新一輪「意識寒冬」？

約150年前，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先驅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首次在美國開設心理學課程，提出了「意識流」的概念，期望啟發這門新興學科的創新思維。然而，這股新思潮未能持續發展。1913年，心理學家約翰·華生（John Watson）強調心理學應建立於客觀觀察，而非主觀心靈狀態的推測。到了1930年代，行為主義大師B.F. 斯金納的激進行為主義成為主流，將生物（除人類外）視為自動機，主觀體驗被排除在實驗心理學之外。這段時期被神經科學家兼作家埃里克·霍爾（Erik Hoel）稱為「意識寒冬」，因為缺乏突破性的理論與研究。

進入1990年代後，意識研究迎來新一波春天，涌現了大量新理論與科學探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整合信息理論（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簡稱IIT）。IIT主張意識源自於物理系統內部整合的信息，並嘗試以數學和神經科學方法理解這種經驗的特性。霍爾博士正是在這理論的創始人朱利奧·托諾尼（Giulio Tononi）指導下取得博士學位，並提出因果湧現理論（causal emergence theory），解釋如何在一個系統中，整體的因果關係能從弱連結的部分中湧現出來，例如意識作為原子組成的整體，但原子本身並無意識。

霍爾在完成寫作小說與非小說作品，以及運營結合科學與人文的Substack專欄《The Intrinsic Perspective》後，重返科學研究，發表有關湧現數學的新論文。他接受訪問時分享了對意識研究現狀與未來的見解，並表達對可能出現新一輪「意識寒冬」的擔憂。

意識的定義其實並不複雜？

霍爾認為，意識定義並非難題，真正艱難的是建立一個令人滿意的理論。定義其實是指向同一現象的共識：你醒來時開始的個人經驗流，直到進入深沉無夢的睡眠而消失。簡言之，就是「當你是你時，感受到的那種狀態」。

整合信息理論仍是你的首選嗎？

霍爾表示，IIT是目前唯一真正配得上「理論」稱號的意識理論。它能針對任何系統（如大腦狀態）映射出所有可能的經驗集合，並處理其中的複雜性。其他理論無法做到這點，甚至無法回答用哪個層次（原子、分子、神經元、腦區等）來描述大腦。IIT至少能給出答案，雖然你可能不同意，但總比沒有答案好。

跨理論合作是否有效？

霍爾支持目前由不同立場科學家合作進行實驗的嘗試，但他強調，意識研究的瓶頸不在於缺少實驗數據，而是缺乏創新想法。若有富有遠見的資助者支持少數年輕理論家自由研究意識，可能比資助大量跨理論合作更有價值。

2023年有科學家聯署將IIT稱為偽科學，你擔心會引發新「意識寒冬」？

霍爾憂慮這種對大膽理論的打壓，會重蹈20世紀大部分時間意識研究被排斥的覆轍。當時意識被視為過於哲學化而被禁言，研究停滯不前。如今若再次出現資金和興趣枯竭，意識研究恐將陷入停滯。

新一輪寒冬會是怎樣？

可能表現為資金與學術興趣枯竭，文化和智識上的輕視。內部爭論和AI的發展都可能是推手。若通用人工智能被普遍認為只是「聰明」而非「有意識」，那麼人類意識的重要性將受質疑，繼而可能導致人們認為意識不值得研究或根本不存在。

你這代研究者與過往有何不同？

現今意識研究者多為前數學家和物理學家，他們帶來了建立精確、可測試理論的能力，擺脫過去模糊不清的「大致想法」。這是意識研究的重要進步。

意識研究的競爭氛圍是否有所緩和？

霍爾認為年輕一代較少競爭，部分原因是現在不再要求研究者在其他領域出名才有資格研究意識，減少了大師級的爭鬥。

你曾說哲學在你的博士期間被視作危險，你怎看哲學與科學的關係？

霍爾認為許多神經科學家若多讀哲學會大有裨益，避免過於簡化的想法。但同時哲學家亦應對科學保持尊重。最終，意識的突破還是來自科學家，兩者應互補。

為何需要科學驗證的意識理論？

擁有可靠理論將帶來難以想像的進步，例如道德判斷的依據。假如理論證明雞沒有意識，也不會感到痛苦，那麼素食主義的道德基礎將被重新定義。此外，建造有意識的人工智能或許能帶來更可信、可解釋的系統。甚至可能開啟科幻般的可能性，如身體交換等，這些都需有吸引力的理論作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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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評論與思考

霍爾博士的觀點揭示了意識研究的深層困境：不只是技術或數據的限制，而是根本缺乏激進且具建設性的理論創新。這種「創意瓶頸」反映了科學探索中最難逾越的障礙——真正的突破往往需要全新的思維框架，而非僅靠累積實驗結果。這提醒我們，科學進步不應只依賴技術或資金，還需鼓勵跨領域、跨文化的思想碰撞，甚至重拾哲學的思辨力量。

另外，霍爾對AI發展帶來的意識研究危機提出警示，值得深思。當人工智能展現出高度智能，卻被普遍認為沒有意識，將可能使人類重新評估意識的價值和存在意義，甚至使意識研究失去社會支持。這反映出科技進步與人文思考之間的張力，提醒我們不能忽視意識的主觀經驗與存在的深層意義。

最後，霍爾強調需要具體、可量化的理論，這對香港及全球的意識研究者都是一個方向指引。過去模糊的理論與大致的假說已不敷使用，未來的研究必須有明確的數學模型和可驗證的預測，才能真正推動這門學科走出「寒冬」，迎來持續的「春天」。

總結來說，意識研究不僅是科學問題，更是哲學和文化問題。它牽涉到我們如何理解自身存在，如何界定道德與智慧，甚至如何面對日益強大的人工智能。霍爾的訪談為我們敲響警鐘，也指明了前路的挑戰與機遇，值得香港及全球學界與公眾共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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