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數碼戰略如何重塑全球規則？歐洲應對之策揭秘

北京數碼戰略如何重塑全球規則——歐洲應如何應對？

中國數碼崛起不止於國內現代化，更是一場重塑全球規範、標準和治理模式的地緣戰略。當中核心是「數字中國」政策，這一藍圖寫入中國第十四個五年規劃，旨在打造「網絡強國」。中國共產黨（中共）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口號，將內部基建發展與對外話語權策略融合。對於主張開放與權利的歐洲數碼主權模式來說，北京以國家為主導的科技政治路線既是挑戰，也是行動召喚。

數字中國：「大變局」下的數碼戰略

習近平時代，數碼技術成為國家實力及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支柱。「數字中國」不只是一條現代化道路，更是民族復興和國際規範塑造的工具。

習近平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將數碼科技提升至國家復興和地緣博弈的核心。中國的國際數碼戰略，重點在於培養話語權——即塑造全球敘事、規範和政策偏好的能力。

在防守層面，官媒如CGTN和新華社將國際批評（如對華為的限制）重新包裝為經濟動機，否認「數碼威權主義」等標籤，並將中國的監管制度描述為理性和主權的體現。

在進攻層面，中國積極推廣自身科技政治模式，作為自由數碼治理的替代方案。從拉丁美洲到非洲，智能城市方案和監控基建出口至重視穩定與管控的政府，強化了國家主導的數碼生態系統。

北京主張「網絡主權」，挑戰自由、多方參與的互聯網模式。數據安全法等法例，將國家對數據流的監管法制化，鞏固中共對網絡空間的權力。

短短四年間，中國建立起全球最龐大、變化最快的數據治理體系之一。雖然常被與歐盟GDPR比較，但中國的法律不僅關乎私隱，更關乎主權、國家安全和全球影響力。

這套法律架構以三大基石法例為核心：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2021年實施的個人信息保護法（PIPL），首次全面規管個人數據，並對境外處理中國公民數據的外企實施域外管轄。

自2021年起，中國又出台十多項新規，包括跨境數據傳輸強制安全評估、數據出口標準合約等。2025年1月生效的《網絡數據安全管理條例》，進一步加強政府對「重要數據」的全面管控。

這一體系結合硬法、軟法與政策工具。雖然如《個人信息安全規範》這類技術指引不具法律效力，但實際上成為合規標準。其他如2012年「加強網絡信息保護決定」則具法律效力。

中國民法典現已正式承認私隱權，但執行和解釋仍由國家主導。相比歐盟監管機構的獨立性，中國數據制度服務於更廣泛的國家利益——經濟、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

對歐洲企業和監管者而言，這些規則影響任何面向中國市場的企業，即使總部設在海外。而地方政府試行的省級數據法規有時比國家標準更嚴，令合規地圖更加碎片化。

隨著歐盟完善自身健康數據和數碼主權框架（如EHDS、AI法規），更應細讀中國的戰略，不是為了模仿，而是為了準備。中國不止是在規管數據，而是在重寫信息地緣政治。

「數碼絲綢之路」：中國國際化的數字模式

當美國和歐盟重新調整全球數碼戰略時，中國已悄然將自身模式國際化。核心是「數碼絲綢之路」（DSR），這個地緣倡議推動中國科技勢力遍及亞洲、非洲、拉美和中東。DSR不僅是基建輸出，更是傳播治理規範、主導數據流動、令夥伴國陷入不對稱依賴的戰略工具。華為、阿里巴巴、字節跳動三大企業，既是經濟增長引擎，也是中國戰略外展的工具。

華為是中國數碼基建推進的核心，負責在逾80國家建設5G、海底電纜、智能城市和監控平台。在肯尼亞、老撾、所羅門群島，華為以「交鑰匙」模式提供即時數碼能力，配套培訓、硬件和優惠融資，但同時植入長期技術依賴和不透明的數據治理。

這種模式背後有國有銀行支持，提供優惠貸款，形成「以債換數據」的生態，關鍵基建由外國實體管理甚至擁有。

阿里雲則透過馬來西亞、盧旺達的數位自貿區，輸出完整的數碼基建，涵蓋海關、物流、電商和跨境支付。不僅是技術轉移，更將中國的技術—法律規範內嵌於國家系統，繞過西方數據保護，輸出另類電子政務模板。

阿里支付及物流鏈整合促進電商，但同時令本地企業受制於中國數碼生態，形成「數碼賦權與依賴」的矛盾。

字節跳動（TikTok母公司）則以較軟性的方式影響全球，平台在東南亞、非洲及拉美主導市場，往往超越本地競品。其算法在北京開發，主導用戶注意力、內容可見度和變現機會。

這種算法黑箱帶來結構性不對稱，東道國政府難以掌握源碼或邏輯，字節跳動即使以本地公司身份經營，仍有效控制話語、數據和行為分析。

這三者共同推進「數碼新重商主義」——商業存在與地緣槓桿並行。數碼絲綢之路不只是鋪光纖或建數據中心，更重塑接受國的治理邏輯：

– 「以債換數據」外交：無力償還貸款的國家或需讓渡數據或主權；
– 實際標準設定：中國平台一旦落地，即定義系統運作規則，無論是否符合GDPR或民主規範；
– 價值觀輸出：技術內嵌監控、數據集中、國家管控等價值，改變數碼公民契約。

中國模式不只是科技生態的競爭，更是治理願景的較量。數碼絲綢之路推崇以國家主權為核心的數碼秩序，基建成為戰略武器。

西方現時以制裁、撤資、審查投資為主，屬防守性質。要有效競爭，歐盟和美國需提供正面方案：互通基建、人本治理模式、強韌的數碼發展夥伴關係。否則，全球數碼秩序的底層代碼將愈來愈「中國化」。

全球反應：多元接納與抵制

中國數碼戰略在不同地區反應迥異，反映本地政治經濟和規範取向。

在中國國內，數碼民族主義加強中共合法性。政權塑造強烈的科技民族主義氛圍，將本土科技企業視為國家驕傲和主權象徵，民眾在地緣緊張下更易將科技進步等同愛國責任。

如華為受美國制裁及CFO孟晚舟被捕時，微博、微信湧現支持浪潮，將事件視為對中國尊嚴的挑戰和西方遏制的證據。這種支持反映科技進步與愛國義務的話語已內化。

但這種數碼民族主義並非鐵板一塊。改革派知識分子、失望的科技從業員、女權及少數族裔行動者，質疑政權對數碼空間的收緊，批評監控體系、敘事壟斷及以網絡安全為由打壓公民權利。只不過，這些異見很難進入主流話語，因為有高效審查和宣傳機器壓制。

數碼民族主義既有自下而上的基層動力，也有自上而下的政治技術。它激發民眾對本土創新的情感連結，同時收窄可接受的數碼未來想像。以個人權利、分權治理、跨國團結為基礎的另類想像，往往被邊緣化或排除。數碼政策成為身份政治戰場，效忠國家科技路線愈來愈等同政治忠誠。

在全球南方，中國低成本、低條件的基建特別受歡迎，尤其在西方選項稀缺的地區。例如華為供應非洲逾七成4G基站，這些項目對追求發展但不願接受治理條件的精英尤其有吸引力。

在東歐，塞爾維亞成為中國數碼外交的實驗場。貝爾格萊德部署華為「平安城市」監控系統，整合人臉識別和實時數據分析，過程缺乏公眾諮詢及強有力的數據保障，引起民間和國際關注。塞爾維亞案例說明中國模式在尋求現代化但政治混合的國家有市場。

相反，歐美則更強烈抵制中國科技，關注監控、數據保護及與民主規範不兼容。歐盟根據GDPR和數碼市場法加強對中國平台審查，國安部門亦警告系統性滲透風險。CFIUS（美國）和ENISA（歐盟）等機構積極監控和限制中國數碼企業。

數碼主權與全球規則制定

中國定義的數碼主權，既有內部封閉，也有對外投射。國內透過防火牆和國家立法嚴控數碼空間，國際上則試圖在國際標準制定組織推廣國家主導的規範。

在國際電信聯盟（ITU），中國提出「新IP」更集中式的網絡協議。同時，中國企業加強向國際標準組織提交方案，「中國標準2035」戰略旨在主導AI、物聯網、量子計算等未來科技規範。

儘管中國高調宣稱「東升西降」，但多項內部挑戰限制其數碼戰略的協調與效力。對國內科技企業的整頓（如螞蟻集團、滴滴）帶來監管不確定性，削弱創新和私營信心。美國對半導體等高端芯片出口禁令，暴露中國在關鍵技術上的依賴。

精英階層的不滿亦日益明顯，微信流出的貼文顯示對過度監管及其對競爭力的影響感到憂慮。

人口老化和出生率下降，亦為中國數碼雄心帶來結構性挑戰。政策推動AI長者照護、醫療等方案，但這些敘事與傳統性別角色和勞動分工交織。女權行動者批評科技萬能論，認為其加重無償照護勞動，突顯民族主義科技敘事下被掩蓋的社會矛盾。

歐洲的數碼外交對策

中國在全球南方推行的數碼外交以交易和基建為主，著重務實多於意識形態。超過80國簽署數碼絲綢之路協議，中國企業提供5G、雲服務、金融平台等。

例如肯尼亞：華為監控系統整合至內羅畢城市管理；老撾：國家數碼平台託管於阿里雲；拉美：金融科技合作擴展中國數碼足跡與人民幣支付生態。這些合作多在監管真空下進行，形成長遠技術依賴，削弱本地數碼主權。

歐洲政策制定者應提供價值導向、包容性的替代方案：

– 支持開放標準及道德AI框架；
– 投資區域能力建設及數據治理夥伴關係；
– 推動如「歐洲團隊5G計劃」、「全球門戶」等戰略，善用歐盟網絡安全法及ENISA外展能力。

編者評論：數碼地緣政治的未來與香港啟示

中國數碼戰略的全球推進，揭示了科技不單是經濟競爭，更是價值觀和治理模式的較量。北京以國家為核心的數碼主權，對外輸出監控、依賴與「以債換數據」的新型權力關係，對歐洲和全球自由數碼秩序構成真正挑戰。

但中國模式內部亦充滿矛盾：一方面自信推進國際規範，另一方面受制於監管過度、創新受限、人口結構老化等問題。西方若只以防守姿態應對，將難以在新數碼秩序中佔據主導。

歐洲必須主動塑造一個開放、以人為本、包容多元的數碼未來，不僅要鞏固自身模式，更要積極輸出價值與方案。否則，全球數碼規則將由誰書寫，答案或許已在北京。

對香港而言，這場全球數碼治理之爭尤具啟示意義。作為國際都市，香港既受中國數碼政策影響，又與歐洲、美國有深厚數碼經濟聯繫。未來香港如何在數據主權、跨境合規、科技創新和國際標準之間取捨，將直接影響其國際競爭力與自由空間。面對數碼地緣政治新常態，香港需要更高層次的政策敏感度和國際協調，才能在變局中保持獨特價值。

總結

中國數碼戰略橫跨「崛起」與「隱憂」兩個維度，推動國家主導的數碼治理模式，但其內部矛盾、外部阻力和人口挑戰，令長遠戰略協調性受限。全球數碼秩序正經歷範式轉變，歐洲、香港等地唯有深刻理解中國模式全貌，才能在多極、重視權利的數碼未來中，爭取主動與領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