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AI擴張困局：東南亞數碼依賴風險揭秘

中國AI擴張鎖死東南亞：數碼依賴的危機與地緣政治陷阱

馬來西亞科技企業Skyvast Corporation最近宣佈，將建立全國首個「主權全棧AI基建」——一個由國內機構（不論是國企還是私企）完全掌控的AI系統，涵蓋從數據中心、伺服器到AI框架和本地雲端基礎設施。這個計劃由Skyvast Cloud Sdn Bhd負責，核心設備是Altermatic DT250 AI伺服器，採用華為Ascend GPU及中國開發的DeepSeek大型語言模型。Skyvast目標於2026年前，將這套基建擴展至超過3,000個GPU，分佈多個地理區域。雖然馬來西亞政府是否直接參與尚未明朗，但通訊部副部長張念群曾出席發佈會，並公開表示支持及認同企業的主張。

然而，僅僅幾天後，張念群就收回之前的說法，澄清馬來西亞政府並未購買，也不會部署任何Ascend晶片。華為亦證實，沒有任何Ascend處理器屬於政府認可項目的一部分。

這次急轉彎突顯出，東南亞國家在AI政策上極易被地緣政治糾結，尤其當基礎技術來自中國企業時。更深層的問題是：即使推行所謂「主權全棧AI基建」，國家仍可能陷入數碼依賴。換句話說，東南亞國家努力本地化AI能力，但由於多種關鍵原因，仍然難以擺脫對中國技術的依賴。

中國AI數據與技術的「遙控」依賴

首先，無論中國AI系統部署到哪裡，數據和技術控制權始終掌握在中國企業手中。自2015年「一帶一路」白皮書提出「數字絲綢之路」（DSR）以來，中國大量投資全球光纖、數據中心及雲端基建。疫情後，更加速推動AI系統輸出。

華為、阿里雲、騰訊、商湯等中國巨企的AI系統高度集中，與雲端基建緊密整合。這些海外數據中心雖然設於東南亞各地，但其後端設置、維護及更新全由中國總部遙控。接收國無法獨立審計這些系統，必須經華為等企業批准才可審核，而且審計通常僅限本地部分，後台系統仍屬中國企業黑箱操作。

例如，華為雲在泰國、新加坡、菲律賓及印尼設有數據中心，但其雲端後台由中國服務中心統一管理。阿里雲的軟件棧則設於杭州，海外節點只是前台，所有更新和元數據管理都由中國控制。這種架構下，中國廠商可遠程監控系統日誌、元數據、訓練結果，甚至可匿名調取數據。所有權限、功能擴展、更新都由中國總部決定。

一旦國家全面採用中國AI系統，轉換至其他供應商（如西方企業）將需巨額投資重建硬件、遷移軟件、重新格式化數據及培訓人員，成本高昂且技術難度極大。這種「技術鎖死」讓北京在敏感政策（如台灣、南海、香港）上握有潛在施壓槓桿。隨著東南亞各國政商界日益深陷中國AI生態圈，獨立發展科技能力的空間愈來愈小，所謂「穩定」其實極為脆弱，遇上政治爭端時隨時一夜崩潰。

中國AI治理邏輯：監控與威權模式輸出

第二，中國AI基建往往內嵌中國本土「監控社會」的治理邏輯。中國企業在人臉識別、預測性警務、行為監控等技術領域居全球領先，這些技術已廣泛應用於新疆、香港等地的群體監控與異見打壓。當這類系統輸出至民主尚不成熟、權貴主導或制度脆弱的東南亞國家時，極易成為當權者鞏固權力、壓制異見的利器，逐步蠶食民主監督，強化行政集權。

區內不少國家已開始利用這些工具。菲律賓及印尼的領袖杜特爾特、佐科威等以發展、民粹及高效治理為號召，但其執政期間，網軍、數碼宣傳、輿論操控屢見不鮮。AI監控技術一旦普及，將進一步鞏固威權統治，打壓反對聲音，將民主空間壓縮至極致，並以公共安全或國家發展為名合理化權力集中。

老撾、柬埔寨等一黨制國家亦在中國援助下大力推動AI「數字轉型」。華為、海康威視等企業為柬埔寨提供智慧城市及監控基建，老撾則開始在首都萬象引入類似技術。這些國家科技實力有限，但由於與北京戰略靠攏，政治意願強烈，成為中國AI擴張在東南亞的新前線。

政商結構與中國AI的「利益共同體」

第三，中國推動DSR及AI發展已近十年，與多個東南亞政府密切合作。以馬來西亞為例，G3 Global Berhad成為中國AI進軍該國的橋頭堡。2019年，G3與商湯、中國港灣工程公司合作，建設馬來西亞首個AI園區，發展人臉識別、智慧監控、自主系統等應用，並設立AI研發中心及人才實驗室。

G3的主要投資者Aminul Islam據報與巫統及政府關鍵部門高層有密切聯繫。他的案例反映區內商界精英如何藉與中國企業合作，擴展經濟及政治影響力。值得留意的是，區內數據治理的討論不能脫離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結構，外國科技合作反而可能加劇既有的權力分配格局。

中西AI模式的根本分野：地緣政治與數據主權

最後，雖然西方AI系統本身亦有數據商業化等問題，企業如OpenAI、Google、Meta、Amazon以股東資本主義為主，數據私隱及擁有權仍受關注，但這些公司較少直接牽涉地緣政治風險，亦非美國政府直屬，對投資者及公眾有一定問責。而中國科技企業與國家關係極為緊密，根據2017年《網絡安全法》，必須向政府交出數據。

西方社會對數據治理要求日益提高，歐盟GDPR、加州消費者私隱法等已成全球標杆。雖然西方AI治理仍有監管不足、利益輸送及碎片化等問題，但相較中國模式，公眾參與及法律挑戰空間更大。反觀中國數碼體制下，外國企業行為難以被有效監督，東南亞國家面臨的長遠抉擇相當嚴峻。

編輯評論：東南亞AI自主的「假象」與香港的啟示

這篇報道揭示了中國AI擴張在東南亞帶來的結構性依賴危機，並非單純的科技競爭，而是深層的地緣政治與社會治理博弈。表面上，東南亞國家追求「主權AI」和本地化，其實只是在中國技術主導下換湯不換藥，最終依賴更深，轉身無門。這種「鎖死」不僅是硬件、軟件、數據的技術問題，更涉及政商利益、社會監控、國家主權等多重層面。

對香港而言，這種「假自主、真依賴」的AI生態正好是一面鏡子。當中國模式輸出至鄰近地區，無論是監控技術還是數據治理，背後都是權力集中與社會控制的強化。對於任何渴望保持資訊自由、技術開放與民主監督的社會，這種「數碼依賴」是必須高度警惕的陷阱。香港過去在資訊科技和法治上的優勢，正因為這種模式的滲透而逐步被侵蝕。

未來，東南亞國家若想真正實現AI自主，必須從技術、法規、國際合作及本土人才培養等多方面徹底反思。否則，所謂「主權AI」最終只會成為大國博弈下的棋子，失去真正的自主空間。對香港和區內其他社會來說，這個警號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