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水資源】技術創新與人力資本：新興市場環保永續挑戰揭秘

科技創新與人力資本對提升環境可持續性的實證研究

隨著全球暖化問題日益嚴峻，保護自然生態平衡成為決策者的重要任務。為此，科技創新與人力資本被視為推動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政策工具。科技創新不僅提升生產力，還促進環保技術的發展；人力資本則增強環境意識及技術應用知識。本文旨在探討在新興經濟體中，人力資本累積與科技創新是否能有效改善環境可持續性，並採用最新的交叉截面增強自回歸分佈滯後（CS-ARDL）方法，分析1996年至2019年N-11國家中十個國家的數據。

研究結果顯示，經濟發展與人力資本對環境可持續性（以負荷容量因子Load Capacity Factor，LCF衡量）產生負面影響；反觀可再生能源使用則對可持續發展有正面作用。然而，多項科技創新指標的實證結果表明，科技創新對LCF未必有系統性影響，意味著科技進步與人力資本未必能達到預期的環境質量改善效果。

引言

人力資本指的是提升勞動力有效性的技能水平，而科技創新則是一種由市場需求與創新能力驅動的動態過程。兩者在現代經濟學中被認為是促進經濟績效的主要因素。科技進步能提升資本生產率，增加產出；人力資本則直接提升勞動生產率，並作為資本的補充，推動經濟增長。雖然科技與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已有廣泛研究，但其對環境可持續發展的作用仍不明朗。

全球暖化帶來的溫室氣體（GHG）排放增加問題日益嚴重，然而，對於排放持續增加的根本原因，以及創新、人力資本與環境可持續間複雜關係的研究仍有限。這或與經濟誘因、政治因素及制度缺陷有關。解決這些被忽視的因素，對推動環境可持續和技術進步至關重要。

多數研究認為科技創新是提升環境績效的關鍵推手。它有助於淘汰落後技術，推廣可持續能源，並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此外，科技進步還能提高公眾環境意識，優化生產與供應鏈管理，促進政府環境政策的監督與執行。然而，並非所有科技創新都利於環境，有些創新可能因增加資源消耗而加劇污染，例如煉焦技術促進鋼鐵產業發展，但同時也導致煤炭使用量激增，增加溫室氣體排放。

人力資本累積則有助於快速採用環保技術，培養節能減排的消費模式，並促進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人力資本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FDI）對環境的影響，研究顯示在人力資本較高的地區，FDI有助於環境保護；反之則可能加劇污染。

自20世紀末以來，新興經濟體的外資流入、技術進步和生產力提升推動了經濟增長，然而這也帶來了碳排放的增加，對環境造成壓力。N-11國家（包括孟加拉、埃及、印尼、伊朗、南韓、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賓、土耳其和越南）因其經濟成長潛力及人口增長，成為研究焦點，但對其環境可持續性的影響尚缺乏深入探討。

文獻回顧

經濟活動如能源需求、農業、工業生產及貿易等，是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驅動力。自1990年代以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理論成為研究經濟發展與環境關係的基礎。研究普遍認為，經濟增長初期會加劇環境污染，但達到一定發展水平後，環境質量可能改善。

能源結構的不可持續性是環境惡化的另一主因，因此推動可再生能源成為確保能源安全與環境保護的關鍵。多項研究發現，可再生能源使用有助於降低碳排放和生態足跡。

關於人力資本對環境的影響，研究結果不一。有些研究指出人力資本能減少污染，提升環境質量；另一些則發現在人力資本較低或經濟增長迅速的地區，人力資本可能反而加劇環境壓力。

科技進步對環境的影響同樣複雜。部分研究認為科技創新能減少碳排放並促進綠色發展，但也有研究指出某些科技創新可能增加生態足跡，甚至加劇環境惡化。

值得注意的是，現有研究多以碳排放或生態足跡作為環境指標，這些指標多偏重資源消耗面，忽略了自然生態系統的再生能力。本文採用負荷容量因子（LCF）作為環境可持續性的衡量指標，該指標同時考量生態承載力與生態足跡，提供更全面的環境評估。

理論基礎、模型與數據

環境可持續性研究中，經濟發展、能源結構、科技創新與人力資本是核心變數。本文建立四個模型，分別以不同科技創新指標（專利申請數及科學論文數）作為解釋變數，控制GDP人均、可再生能源消費比例及人力資本。

數據涵蓋1996年至2019年N-11國家中十國，數據來源包括全球足跡網絡、世界銀行及格羅寧根成長發展中心。數據轉換為對數形式，並使用最新的CS-ARDL方法控制截面依賴性及內生性問題。

實證方法

由於面板數據中常存在國家間的截面依賴（cross-sectional dependence），本文首先檢驗此現象，結果顯示模型中確實存在截面依賴，說明國家間的環境與經濟變數相互影響。接著，檢驗斜率異質性，結果表明斜率係數在各國間存在差異。單位根檢驗後，進行協整關係測試，最後利用CS-ARDL估計長期係數，確保結果的穩健性。

評論與啟示

本文的研究結果對政策制定與學術研究均具啟發性。首先，科技創新與人力資本未必自動帶來環境改善，這挑戰了傳統觀念，提示我們需更審慎評估科技進步的環境影響，尤其是在新興經濟體中。可能是因為部分科技創新依賴傳統能源或未能有效整合環保理念，導致環境負擔未減反增。

其次，人力資本的負面影響可能反映出教育與技能發展尚未充分涵蓋環境可持續性的內容，或是高人力資本帶動經濟與能源需求增長，反而加劇環境壓力。這提醒政策制定者應將環境教育納入人力資本培育計劃，促進綠色技能與意識的提升。

第三，可再生能源的正面影響明確支持加速能源轉型的必要性，特別是在N-11等快速發展的國家。這不僅有助於環境保護，也可促進能源安全與經濟韌性。

最後，本文採用負荷容量因子作為環境衡量指標，突破了傳統單一污染物指標的限制，提供更全面的環境評估框架，值得未來研究與政策參考。

總結來說，科技創新與人力資本對環境可持續性的影響非單向且複雜，政策需整合經濟發展、能源轉型與教育改革，方能實現真正的綠色成長與可持續未來。